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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教授的系列讲座之五：“西方理论引进过程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教学大楼A301举行。凌教授主要就理论的概念、理论的本质、理论的传输及理论的全球化等方面做了详尽诠释。凌教授提出理论不是权威，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能力的精神。他认为西方一些时兴的批评理论不容易复制到中国，如果直接介绍过来，则失去了理论本身的前提和假设。
凌教授首先从理论的概念入手，谈到理论透过表象，对事物本质进行探讨，充满着反叛和质疑。他重点介绍了后殖民主义批评三剑客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理论家——萨义德。萨氏东方主义的批评理论对美国文学批评极具影响，亚裔美国文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把萨义德的理论作为主要批评工具，通过借鉴其理论中丰富、深刻的语汇，大大提升了亚裔美国文学批评。同时凌教授也指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存在的主要缺陷在于象征性意义上的再现问题，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只是在文化领域中对西方现有体系进行批判和质疑。凌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提出以南北模式来补充东西模式，以此思考作为离散族群的亚裔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他举了日裔美国人移民拉丁美洲的例子，因此当关注拉丁美洲贫穷落后及后殖民主义状况时，就必须要从经济的角度而不能从单一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因此凌教授认为Critical theory的本质不应局限从象征和文化层面上透析社会问题，同时也应该从政治和经济的层面切入。
对于文学理论的定义，凌教授引用了萨义德的两个重要观点：理论是反叛性的（insurrectionary），及理论家必须具备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方面是尖锐的，痛心疾首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仰仗资本主义体系。凌教授以此悖论说明一些时兴的批评理论难以复制到中国，并指出当理论被赋予如此高的使命时，研究理论的学者必须有能力建构属于自己的范式，有能力筛选、修正和批判新吸收的理论。接下来，凌教授讲到萨义德的另一个观点，即理论能够传输，理论在传输的过程中会失去最初产生的语境和目的，在这个过程中，理论会被部分的延伸，也会被部分的简约，理论往往在传输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含义，或者被派作新的用途。因此，凌教授认为理论在传输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形的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他列举了minority discourse 被台湾学者翻译为“弱势话语”及alterity被翻译为“另类”的例子，这些本是西方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在我国被改变了用途，变形为非常传神的通俗用语。凌教授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些理论很难从一个文化状态下完全被挪用到另一个文化状态下，所以在西方理论引进过程中，要避免全盘肯定的态度，否则只会造成雷同的结论，也就使批评失去了生命力。
在引进西方理论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时间差，一般国内相对滞后十年左右的时间。西方除了学术带头人（leading scholars）在本领域研究内有巨大影响力，还有一批学者乐于做诗性突破的前沿研究（cutting edge），他们往往在新旧交替之间，旨在引导下个理论潮流出现。因此，由于美国学者的个性化研究，不存在最新理论的定义和一个被众人都接受认可的批评范式。
最后，凌教授谈到理论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参与国际人文对话的重要性在于丰富了我国的批评语汇，拓展了批评视野，提升了文学文化研究话语层次。但他同时也指出，西方理论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发展批评模式，所有的模式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它是否定和批判现代性的，但是中国、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参与西方话语的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身的现代性。
（通讯员：陈康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